草民差不多是屁民搭配

草民的语言

在一个崇尚财富的时代，草民差不多是“屁民”，被有些人视为不值一提的失败者。即便有些文人墨客对草民频频忧悯，频频关怀，甚至频频讴歌，也多是习惯某种道德姿态，谋划某种民意回报，确保自己对自己的几分感动——这些人的远程同情，多少杂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味道。

草民确实有很多问题，对于有些光鲜人士来说不宜近观，更不宜近处。我从不赞成用穷人神话来取代富人神话，就像从不认为持刀杀人比放毒杀人更好。草民里同样存在腐败、愚昧、暴虐、冷漠、虚伪，一如官员或博士中常见的情形，其问题人物的占比，如果不是更多，至少也不会更少。而且草民们一般低学历；特别是那些农民缺文少墨，要理解高次方程、联合国宪章、行为艺术、金融流动性、云计算、LV包等等，确实比中上层人士要难。隐藏在他们方言土语里的想法，常给人古怪和蛮荒之感。

不过，农民们脑子里少了很多新理论和新知识，少了很多抽象概念和逻辑思维，倒是带来了他们的一个语言特点：直观性，即具象性。他们谈论世事，大多是使用大学、中学甚至小学教科书大举填装以前的那种大脑，差不多是成年版的儿童大脑，或是人类版的动物大脑，总是指向色彩、还有一提一存的情形声音及各种鲜明形象。他们当然也会有判断，还可能学会成功人士圈的一些时新用语，但就基本面而言，让他们像官员或博士那样解析人事，他们肯定没法开口；只有进入具体过程和具体情境，进入形象、场景、细节、气氛的描绘，他们才会如鱼得水滔滔不绝，甚至啰嗦和夸张。在这样的生活圈子里混久了，一般的情况是，每个草民群体里还必有一两个描绘大师，堪称民间语言天才的那种，无论说什么，都有极强的造型力，可说得生龙活虎和声情并茂。他们对概念和逻辑的远离，以及下意识地删除、跳越、悖反、误用，甚至可能勾兑出不可思议的语言奇境。

这当然就比较接近文学了，甚至接近文学中最先锋的这派那派了——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知道。

多少年来，我比较喜欢听草民们说话，以便发现隐身于其中的契诃夫、卡夫卡、杰克·伦敦，以及施耐庵。至少在某些时候，我断断乎不敢居高临下，只有顶礼膜拜如饥似渴的份儿，而且对流行的成功标尺总是更生一些怀疑。我相信，标尺有时候也可以倒过来量，比如契诃夫诚然伟大，但千百个没拿稿酬也未署名的隐形契诃夫，肯定是人类文学更伟大的源头活水。

想象一种批评

当代最好的文学，也许是批评——这当然是指广义的批评，包括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思想批评等各种文字。

这种揣测可能过于大胆。

如此揣测的理由，是因为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已经告别信息稀缺的时代，进入了信息爆炸或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拐点之前，没有络、电视、广播以及发达的报业，文学家是生活情状的主要报告人；文学作品享受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优势，更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特质，成为效率最高和广受欢迎的信息工具，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与人生。但在拐点之后，如果不是对文学鉴赏有特别的训练与爱好，通过波德莱尔去了解法国，通过托尔斯泰去了解俄国，通过鲁迅和沈从文去了解中国，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已很不够用，至少是不太方便。现在的情况是：细节与叙事不再是文学的专利，段子、微博、博客、视频、报刊、电视剧等都充满细节并争相叙事。每天揣着和敲击鼠标的很多人，不是信息太少，恰恰是苦于信息太多、太繁、太乱，以至自己的大脑形同不设防的喧嚣广场，甚至是巨大的信息垃圾桶，常处于茫然无绪和无所适从的状态；就好像一个人不饿，而是暴饮暴食之际需要一个好胃，来消化铺天盖地的信息。

文学当然还能继续提供信息增量，而且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看家本领，成为全球信息产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广大受众更迫切、更重要、更广泛的需求，似乎不再是这个世界再增加几本小说或诗歌，而是获得一种消化信息的能力，包括信息真伪的辨别分析：卡特彼勒资本运作体系还能否玩转？，信息关系的梳理，信息内涵的破译和读解——这不正是批评要做的事情？即使就文学本身而言，当文学日益接近快餐化、泡沫化、空心化的虚肿时，一种富有活力的批评，一种凝聚着智慧和美的监测机制，难道不是必要的自救解药？

把批评总是视为文学的寄生物，既不聪明也不公正。体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从唐诗到宋词，从宋词到元曲，从元曲到明清小说……文学从来不会消亡，但会出现演变，包括体裁高峰形态的位移。那么，在一个正被天量信息产能深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批评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新的精神前沿，以及最有可能作为的创新空间？批评——那种呼啦啦释放出足够智慧与美的批评，那种内容与形式上都面目一新的批评，为什么不能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天无韵的唐诗和宋词？

对于未来，我们需要一点勇敢甚至猖狂的想象。

（实习：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