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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宏观政策目标较从前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关注“促改革”、“惠民生”与“防风险”等目标。2016年12月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2017年宏观政策目标设定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鉴于宏观政策目标的重要性，有必要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视角出发，分析新常态以来宏观政策目标的演进路径及其考量，并在此基础上解读2017年宏观政策目标设定的具体考虑。

一、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所建议的宏观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理论所建议的政策目标并非是一成不变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政策目标主要是实现经济稳定，平抑经济的短期波动，从而尽可能使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具体而言，经济稳定主要包括增长稳定与物价稳定两方面。短期内，增长稳定与物价稳定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的关系，比如在特定时期政策制定者需要适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以避免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长期中，增长稳定与物价稳定则不存在取舍关系，而且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通胀环境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尤为重要。由此，多数国家的宏观政策采取阶梯目标策略，即将物价稳定作为宏观政策的长期目标，而在短期内依据经济形势变化在增长与通胀之间进行有约束的相机抉择。

然而，政策实践表明，宏观政策只关注经济稳定是不够的，还应关注金融稳定。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大缓和时期，美国经济虽然在宏观政策的有效调控下长期保持稳定，但是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剧，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最近的一些理论研究也发现，良好稳定的经济环境往往会增加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承担激励，从而会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程度。同时，在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机制作用下，一旦金融市场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或金融体系运转不畅，很容易导致经济陷入长期且深度的衰退之中。正因如此，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打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保证经济稳定就能保证金融稳定这一传统观点，认识到金融稳定也是宏观政策必须关注的重要目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双重稳定成为了宏观政策的核心目标。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以及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保证经济稳定的同时，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均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职责。以美联储为例，2010年签署实施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赋予了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储蓄类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力，从而强化了美联储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不仅如此，一些发达经济体还增设了专门负责监控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职能部门，比如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协会（FSOC）、欧洲成立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以进一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宏观政策工具也根据政策目标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同被视为重要工具。其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稳定的主要工具，且货币政策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宏观审慎政策则是实现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

二、我国宏观政策目标的演进路径及其考量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因此宏观政策目标一直在不断调整与变化之中：2012年宏观政策目标定位于“稳增长、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2013年调整为“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2014年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2015年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2016年进一步扩充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总体上看，新常态以来，宏观政策目标的制定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高度重视经济稳定，始终将“稳增长”列为首要目标

2012年以来，“稳增长”一直列为宏观政策目标的首要位置。其原因如下。

1.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同时全球经济也进入新平庸阶段，国内外需求双双萎靡导致我国经济始终存在负产出缺口，需要宏观政策进行逆向调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一直没有实现原先所预期的“V”型复苏，而是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经济增速始终显著低于危机前的水平。IMF总裁拉加德将这一状态称之为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外部需求显著萎缩，出口增速由2011年的20%左右大幅下滑至2016年的-8%左右，同时新常态下消费与投资两大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在持续下降（见图1）。由于三大需求均较为疲软，根据笔者测算，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始终低于潜在增速，产出缺口处于-0.3%到-1%之间（见图2）。宏观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对短期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使经济体的实际增速向潜在增速靠拢，因此新常态下宏观政策需要把“稳增长”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2. 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建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目标，需要“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可见保持我国经济的较快增长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前提。同样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标志是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截止2015年底我国人均GDP为8000美元左右，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DP在12746美元以上）仍有一定的差距，由此也需要经济增速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

3. 新常态下就业压力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仍相对滞后，难以承受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就业方面，虽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自2012年起开始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就业压力开始减轻。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每年都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高校的不断扩招使每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屡创下新高。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我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均保持在2500万左右，高于新常态之前的“十一五”时期。可见，新常态下就业压力在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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