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热情是中国大国意识觉醒计划

【编者按】“中国的经济成长本身达到了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的是涉及到我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思考。”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与中日问题研究评论者刘柠在题为“什么是日本”的对谈中谈及日本的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就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热情”超出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兴趣这一现象的观察，刘苏里认为“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排除所谓的大国国民意识的觉醒。”以下为部分实录：

仅限于检讨日本的错误不利于中日友好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日本的认识实际上仅留于非常肤浅的表面。从抗日战争，甚至追溯到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记忆使得我们对这个近邻的认识主要停留在伤害、仇恨的层面上。虽然我个人也认为日本近代以来在中日关系这方面犯了非常大的错误，乃至罪恶。但如果仅限于检讨日本的罪恶和错误的话，不管是在我们能看到还是不能看到的时间里，中日关系都将无法达成友好局面。

活动现场图片（中间二人左为刘苏里 右为刘柠）

在地理意义上，日本和中国谁都没法脱离彼此。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们就像一对没有办法离婚的夫妻。事实上，无论从商业贸易、文化交流，还是从政治关系的角度，也无法脱离开。最近几年，虽然双方曾经存在关系紧张的局面，但实际上双方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换句话讲，这两个没有办法“离婚”的“夫妻”，无论“同床异梦”也好，还是“打打闹闹”过日子也罢，总是要在这样一个屋檐底下生活。因此就有一个我们对日本实际上了解多少的问题。

对日热情反应中国大国国民意识的觉醒

长期以来，我个人始终有这样的印象：比起我们对日本的认知，日本人对我们的研究要高出一大截。但我这次去日本，虽然接触面并不广，但从官方到民间，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相比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一塌糊涂。这个说法和我的之前印象完全颠倒。包括我在北京见到的日本政府官员、、作家、学者也是这个说法。对于这种说法如何产生的，我自然非常好奇。

根据我的观察，从图书的写作和出版来看，五六年前，我们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除了村上春树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小说，关于日本话题的出版物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从五六年前开始，关于日本的出版物突然就多了。去年和今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出版物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我就在想，日本人的这种说法，是否跟中国人对日本的“热情”有直接关系（我所谓的“热情”是中性的）？换句话讲，今天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热情”，普遍而言，是否超出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兴趣？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这种“热情”的动力是怎么来的？跟我们今天所处的状况有什么关系？百年以来，为什么我们对日本的兴趣和热情在最近的五六年，特别是近两年达到相当高的高峰？

要扶稳手里的皮革料 我猜测背后的原因，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成长本身达到了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的是涉及到我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思考。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排除所谓的大国国民意识的觉醒。这个觉醒可能还没有达到思考我们应在全球格局中担当怎样角色和的程度，但至少在亚洲或者是东亚这个区域，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对日本的考虑也不再仅仅是技术、文化传统以及民风方面的吸引力，而是我们作为大国国民，必须要思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态来对待周边关系密切的国家。

“ ·11”地震之后的日本人：回归安宁朴素的生活方式

我们关于日本的出版物，涉及历史、文化、制度层面的东西远远多于当今日本正在发生的历史。我们认识日本时，虽然有一些固定不变的历史因素依然在起作用，比如说从公元七世纪到今天，它依旧是一个岛国，但我也相信1945年前后的日本，乃至“ .11”地震前后的日本，恐怕都不能说成是同一个日本了。比如，“ ·11”之前，日本人的生活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反思经济泡沫期高消费生活方式的弊端。“ ·11”作为一个契机，更使得整个日本开始彻头彻尾地检讨自己自战后以来的生活方式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后果，使日本意识到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这种高消费、高产出的文明走到了尽头，从而开始追求一种更加安宁朴素的生活。因此，“什么是日本”在我的概念中有两层意思：一是今天之前的日本是什么？二是今天的日本是什么？

中国不同人群对日认知存在鸿沟

现在中国，真正丑化日本的出版物和作品已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不是纯正面的，也是相对中性和客观的居多。出版物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人群心理脉动的晴雨表。虽然可能有滞后效应，但它确实能够反映某一人群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对观察对象的心态，无论这个对象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甚至整个世界。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从表面上观察到的对日情绪，包括前几年爆发的反日游行以及络舆论倾向，和出版物之间有很大差距。而出版物的写作、翻译、出版涉及到的人群多是这个国家的精英群体。所以，这个差距可能反映了中国不同人群对日本的认知以及认知角度存在着鸿沟。

（实习：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