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有曾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搭配

高林有曾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从普通青年农民到生产队会计，从村办工厂的保管员到公社广播站，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写作都是他始终在坚持的一件事。正是因为这种不懈的坚持，2008年，他被聘为天津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他的散文集《家乡那条河》获得了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和孙犁散文比赛一等奖。 二十几年来，高林有创作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五十多万字。当问到刚刚什么是Gym-Pact？如果你想健身退休不久的他今后有何打算时，他说，退休之后家务事肯定多了，但有三件乐事不可丢掉：一是坚持阅读，他每年订阅报纸杂志十几种，坚持阅读并撰写读书笔记；二是潜心写作，除随时创作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之外，他正在构思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三是继续做一些群众文化工作。他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书刊充分利用起来，开办一个社区小图书馆，让更多人分享阅读的快乐。 小村里爱写作的年轻人 我的家乡紧靠海河，绿树掩映，小河流水。奶奶是村里有名的“神聊”，大家都叫她“8点大奶奶”，意思是说，她喜欢讲故事，只要她眼见到的或者是听别人说的，经她添油加醋稍加润色，就能编成一段段精彩的故事，能从晚上8点一直讲到第二天早上8点。我家常有街坊邻居来串门，就为听奶奶说话。 我就是听奶奶讲故事长大的。我曾把奶奶给我讲的故事写成一篇作文，没想到受到老师的称赞，推荐到区里参加中小学作文比赛，果然获了奖，被选入“南郊区中小学优秀作文选”。这件事，让我从那时起爱上了写作。 1964年，我考入天津市第十三中学，当时我住不起学校，每天步行往返近20里路，从郊区到位于复兴门的学校读书，风雨无阻。那时我最爱上每隔一星期的两节作文课，因为几乎我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也会被张贴到学校大门口的橱窗里，供同学们阅读。语文老师刘玉环是北师大的毕业生，她经常对我说，好好努力，将来上大学，当个作家。 但是那个年代没有大学可读，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969年1月，我回到家乡 南郊区双港公社黄庄子生产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是个子高，每年一两次的河工几乎次次不落。有一年，区里组织在北大港盐碱滩改土治碱，我随改土治碱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一望无际的盐碱滩，在北围堤上“安营扎寨”。我们的任务是开挖一座扬水站的基础土方，那段日子，天一亮就出工，天不黑不收工，一铣一铣地挖，一泥兜子一泥兜子地往上抬泥，一直把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地挖出一个二十多米深的大坑。我的手磨出了血泡，第一层泡还没好，又磨出第二层，这叫“重泡”，疼痛难忍。但我仍没有忘了写作，白天干活儿，晚上趴在窝棚里写日记，待河工结束，我把几篇日记改成一篇报道，试着投给《天津》，没过几天真的刊发了！ 那时我下地干活儿，怀里总会带上个小本本，遇到感人的新鲜事儿就随手记下来，回家后写成文章，大部分都是反映生产队生活的特写和人物通讯。我写了一篇《勤俭车的来历》，说的是一位会木工手艺的生产队长把一辆散了架的马车修复如初的故事。这篇文章在《天津》发表以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又全文播送。有一天，我正光着脚在水田里干活儿，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年人喊着我的名字来到田边。他告诉我，他是区广播站的，是专门来找我约稿的。我高兴地答应了，留下了他的通讯地址。 当时生产队订阅《天津》极少，但大队广播站的大喇叭却是经常开着，因此我的稿件只要在《天津》刊登，社员们几乎都能在广播里听到。有的稿件我也会同时投到区广播站，久而久之，住在附近的人们都知道海河边的这个小村里，有一个爱写作的青年社员。 在生产队劳动的那5年，我出过河工，当过生产队会计，在队办企业当过保管员，担任过大队团支部干部，无论干什么工作，我始终坚持读书写作。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卖水的看见大河 满眼都是钱。对于写作，我就是这种感觉。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投给报社的稿子不可能篇篇都发表，剩下的稿子怎么办？我又想了个办法 自己发表。我和几个知青利用工余时间办了一块儿墙报，取名《火线》，刊登生产队的大事小情、好人好事和我们创作的文学作品。 孙犁大师为我改诗 按当时的政策，城里的知识青年被“发配”到农村劳动的有三种情况：一是“上山下乡”，直接插队或回乡；二是作为“遣送户”随父母家人到农村；三是以战备名义被赶下乡的“疏散户”子女。因为被这些知青的工作热情感动，我写下了一首叙事诗《公社新苗》，这是我第一篇文学习作，也有一段最难忘的故事。 大概是1971年前后，村里被“疏散”来了几户人家，其中一户姓杨的成了我家邻居。这家男人是市区一所中学的教师，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男人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家庭妇女；家中还有一个老奶奶，别看年纪大，但有文化，年轻时是个大家闺秀，还当过教师。杨老师家有四女一男五个孩子，二女儿玉秀成了我们第二生产队的社员，和我妹妹同在一个劳动小组，经常来但该消息未得到警方证实。我家串门。玉秀聪明秀气，在生产队劳动时多累的活儿、多苦的活儿、多脏的活儿都不在乎，全然不像一个城里来的娇女。她有两件事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是她抬粪时把脚扭伤了，竟一滴泪没掉，一天工没误，每走一步都咬着牙，社员们都夸她像农村孩子一样能吃苦；还有一次种白菜，队长分配她的活儿是“踩畦”，可休息时，她主动向老农学习撒籽技术，那姿势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和我一起编板报的女知青小宁是单身下乡的；还有一个帮我办图书室的女知青小李，是随父母“疏散”到村里的。这几位知青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活灵活现，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捕捉到了创作的灵感。 1972年10月的一天，我一口气写成了一首 2行的叙事诗，几天后又修改了一次，命名为《公社新苗》，寄到《天津》文艺部，这是我第一次写文艺作品。不多日子，我便收到一封回信，当时报刊有个规定，来稿不管采用与否，一律回信或退稿。拿着信封我想，这一定是退稿信了。打开一看，信纸是《天津》印的一张信笺，上面写着几行字：来稿尚可，请再作修改，寄回。孙犁。读了这封信，我兴奋不已。在课本里，我知道孙犁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是大作家；在与报社们的接触中，我知道孙犁是《天津》“文艺周刊”的创办者之一。大作家给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作者回信，还肯定了我那篇顺口溜似的习作，这无疑是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最大的鼓励！ 当晚我“挑灯夜战”，把那首小诗修改了不知多少遍，可还是改变不了原来的模式，我对自己有些失望。又过了些日子，我把它翻出来再次修改，还是不满意。怎么办呢？我想出一个“孤注一掷”的主意，给孙犁写了封信：“孙犁老师，感谢您的鼓励，由于我水平所限，改了几次还是不行，如有时间，请您多多指教。”后面附带那首小诗一起寄出，能不能发表，我想只能凭命运安排了。 1972年12月11日，也就是在我回信不到半个月之后，《公社新苗》在《天津》“文艺周刊”（当时叫“尽朝晖”）发表了！和每个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我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我拿报纸和我的原诗对照，发现原诗有一句“耪地，小华汗珠田里洒”，改成了“耪地，小华汗珠眉梢挂”，虽只有三个字，却是点睛之笔，为小诗增色不少。 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孙犁大师对青年作者的那种热忱、关爱、呵护和肯定便赫然在目，暖流及心。但同时，这也给我留下了莫大的遗憾，就是在大师有生之年，我没能有机会与大师谋面，没能当面致谢。 翻过小山包也是一种快乐 那首小诗发表的时候，我已调到大队电镀厂当保管员。有一天，我和工人们拉着小车正往厂里运煤泥，这时候，大队干部喊我到办公室去一趟。我放下手里的活儿，气喘吁吁跑进大队部，发现公社政工组的组长赵老师正在等着我。赵老师说，林有啊，看了你发表的几篇文章，写得不错，不知道你嗓子怎么样？说着，他随手拿过一张报纸递给我，你把这篇社论念一念吧。我接过报纸，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郑重其事地读起来。念了不到一半，赵老师说，打住吧，我看可以。第二天，我便接到大队通知，到公社广播站上班，具体工作是兼广播员。 到了公社，我的写作热情更高了，每天骑着自行车走遍全公社的村村队队采访，撰写了大量稿件，也仍坚持文学创作。那段时间，我先后发表了《怨》《毕业以后》《万元户之梦》《知了梦》等一批小说和散文，还在领导支持下成立了“星星草文学社”，创办了油印小报《双港小报》，组建了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把群众文化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天津》 “文艺周刊”拿出了一个整版的篇幅，专门刊发了我们“星星草文学社”的作品。 2004年，我的第一部反映家乡建设和家乡人生活的散文集《跃出黄土地》出版。2010年，我创作的抒发乡情和亲情的散文集《家乡那条河》出版，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著名作家蒋子龙老师为我写序：“《 家乡那条河》质朴欢畅地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真挚情感，活而不过，熟而不俗，语言清朗，韵味生动，于常情中意趣自生。”“不矫饰，不铺陈，不拐不绕，反而显出一种平实的强势。”《天津》“文艺周刊”又用一整版的篇幅选登了我的散文。这部散文集还在2012年获得了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和孙犁散文比赛一等奖，其中《姥姥一百岁》《家乡那条河》《回乡记事》《母爱如山》等散文在全国都小有影响。 我觉得，登上珠穆朗玛峰是一种境界，翻过一座小山包也是一种快乐。拿我来说，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就发表了处女作，但进行真正的文学创作，也只是近几年的事。虽然得了些小奖，那都是赶巧碰运气，不值一提，专家和读者的高看，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实习：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