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王弼贵无论思想的逻辑发展及作用

王弼“贵无论”思想的逻辑发展及作用

汉魏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型期。东汉末年，两汉经学已经变得烦琐；而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也不能畅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间，谈玄说远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潮自然渐渐兴起。

玄学的中心问题是有与无的问题，魏晋玄学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有、无含义及其二者间关系的演变。虽然玄学各派对名教与自然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基本的倾向都是把名教指向社会伦理原则，如社会等级名分、道德规范、礼法教化等，也就是有；而把自然指向了与名教相对的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和人类的自然本性，也就是无。前者以恪守纲常礼法为其伦理原则，而后者则把老庄的无不管他们卖什么东西为逍遥自然作为自己的价值依托。

王弼的以无为本的思想一般称之为贵无论。王弼把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称为有，把无形无名的抽象本体称为无；在社会政治领域，礼仪制度、仁义原则，是有，而礼仪制度、仁义原则背后的人心（特别指圣人和贤者的心），是无。《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弼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注释《老子》、《周易》表达的，其中最集中的是两篇短文《周易略例》、《老子指略》，同时也闪现在《周易注》、《老子注》中。

贵无是从无对万物和有的决定性作用中所产生出的无崇尚。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老庄。他以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作为自己思辨的起点，极力发挥改造《老子》。把宇宙的本根从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他认为无就是老子所谓的道。在《论语释疑》中，他指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可见无不是空无，与它相对的概念不是有，也不是万有之外的另一种存在，而是指超言绝象，不能在现象界找到，不受具体时空有限性限制的本体之道。也就是说，与老子的无不同，王弼的无不是作为有之没有的形而下的无，而是超越于有并与道同位的形而上的无。他的无可以称之为宇宙统一体。王弼从本末体用的角度说明有和无的关系：无是本，是规律，可以统一天地万物；有是末，是现象，是有局限的。要把握住有，要将有做得好，必须首先把握住无多载波聚合技术作为LTE-A的关键技术之一。

王弼的无形而上学既是宇宙生成论也是本体论。他一方面把无作为有的生成者，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是生物之本、天地万物之母。另一方面，又把无作为有的存在根据，天地万物形成之后，无并没有和有名有形的天地万物分开，而是作为本体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是天地万物之体、之本。

王弼认为以无为本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静为本，以动为末。王弼在《周易注》复卦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之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天地之心，即天地本体。天下万物，运化变化，皆依天地之心而得其存在，依本体而各正性命。本体是寂然静定的，万象则是变动不居的。

在认识论上，王弼主张以动变之有证静常之无。强调以动求静，在运动中把握本体，他认为：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即从形和有出发逆向追溯，在所复归到根源处的无和道中来成全有和形。王弼认为圣人体无，即圣人不仅可以认识事物的本体，而且可以认识治世之道。圣人的治世之道是体无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

基于体无的认识论，王弼提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崇本息末的政治主张。所谓崇本亦即贵无。在汉魏之际那样一个礼坏乐崩的社会里，统治者所倡导的名教，已经越来越流于形式而成为束缚人的工具，他们所谓的仁义也只剩仁义之名而无仁义之实了。王弼在《老子注》中说：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他认为以动治国的人治理论，都是弃母用子、舍本逐末的，易造成混乱；而君主自处无名、无形地位，实行无为而治，却正可以达到崇本以举其末。王弼在《老子注》中还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强调因自然而立名教，以自然无为的态度行有为之治，因为名教伦理原则根源于人的淳朴的天性。这样，在名教与自然的冲突中，他也就为儒家伦理原则找到了一个基础：即道家的自然原则。

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期，社会名教原则失去了效力，它不能起到整合、调节个人行为的作用，反而严重束缚压抑了个人自由，尤其是当政治阴谋家利用名教来压制个人言行时，它就成为纯粹的政治工具，与其原来作用大相径庭。王弼以无为本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下，揭示了无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支配力量和决定因素，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功业绩皆靠无得以完成，一切个人皆以无得以安身立命。同时，在宇宙观方面，王弼深化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从宇宙万物生成论过渡到宇宙万物本体论。另外，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还接触到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